考察大学里不同专业学生的家庭富有情况——最直观的考察过去是看学生的吃穿,现在还有一个视角,那就是看学生的手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总体上,大学里的不同专业集结了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学生,或者反过来说,不同的阶层读不同的专业。例如,穷人的孩子学数理化,富人的孩子学音舞美；更广泛点说,穷人的孩子读“实用”专业,富人的孩子读“高雅”专业。

这不是中国高校特有的现象,西方的高校更是如此,只是穷人和富人的孩子在具体的专业选择上（包括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略有差异而已。最近,大西洋网站(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富人的孩子学英语》（Rich Kids Study English）报道了类似现象。顺便插一句：富人的孩子学英语,这在中国,富人的孩子从生出来那一天就开始了。

文章首先讲了个古老的故事。1780年,John Adams给他的妻子写了封信,信中他为他的儿子们和孙子们规划了他们的职业生涯。Adams本人花了很长时间来掌握革命所需的“政治和战争”,他希望他的孩子们能学习可以促进国家建设的专业,如数学、航海和商务。他希望那些实用性的科目反过来可以给他的孩子们的孩子们有机会“学习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绣花以及瓷器。”

这样的进程用文化学者Geoffrey Galt Harpham的话来说,是“从决战疆场到闲情逸致”。235年后,社会正在遵循Adams的这种进程：一旦经济问题不成为父母的负担,孩子们在学校便有更多的自由去学习不太实用的东西。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家Kim Weeden考察了全国教育统计数据,她的分析也显示,一个大学生的父母挣钱的多少的确与这个大学生所学专业有关联,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倾向于读“有用”（useful）的专业,如计算机科学,数学和物理,而那些其父母挣钱多的学生则涌向历史、英语和表演艺术等专业。

对这种现象的直观解释是,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没有失业或就业不足风险,因而可以不选择太有助于就业或太实用的专业。一项广泛的统计研究发现,不同专业的收入之间有差异,其终生收入之间的差异可能大于3百万美元。乔治敦大学教育和劳动力中心最近发现,主攻人文专业的学生在职业中期平均年收入约5万美元,而一个拥有计算机科学学位的学生平均年收入约7.5万美元。这就不难想象一个学生基于预期支出来决定他或她的学业路径,尤其不难想象贫穷孩子做这种计算的必要性,而富家孩子可以没有这种基于目的选择路径的考虑。

上大学,如果“好”专业和“好”学校不可兼得,那么应该是优先选专业还是优先选学校？美国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这一点上,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也有差别。问题是,大多数高大上的所谓顶尖大学往往不设诸如执法（Law Enforcement）这样的“好”专业和“有用”专业。另外,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孩子更多地去学艺术、音乐、文学等大学认为值得学习的专业,这可能反过来又会激励更多高收入家庭的孩子上大学时去学这些专业。

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教授Greg Clark提供的数据进一步印证了Weeden的统计发现。Clark考察了在过去15年左右的时间里进入剑桥大学的学生所选择的专业,他重点关注罕见的精英姓氏学生——他认为这是社会地位高的一个标志。通过比较这些学生和有典型英国姓氏的学生的专业,他发现精英学生更可能学古典文学、英语和历史,而不太可能去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

父母的收入除了影响孩子的专业,还影响他们的工作选择。数据表明,与音乐家和艺术家相比,医生和外科医生往往来自低收入家庭。与他们的父母相比,医生的平均收入提高了40%,而艺术家的收入则减少了35%。不过,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Dalton Conley指出,不仅仅是父母的收入,父母的财富、职业声誉以及受教育程度等都对孩子的专业和工作选择有影响,但所有这些因素中,最要紧的两个是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财富。

收入和职业声誉随代变化,但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仍然相对不变。有个观点：人最大化的不是收入本身,或财富本身,或声望本身,而只是公认的社会地位,而且每一代人都在权衡。医生的后代是艺术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社会流动性,但也许他们交易了职业自治和自由。富家孩子之所以可能选择低收入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父母的钱最终将归他们。不管怎样,他们仍然有高的教育水平,他们仍然拥有财富。

从这个角度讲,粗略看,高校的专业设置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根据父母的财富和受教育程度给学生发证书。社会学家告诉我们：今后,我们在跟人交谈时,问别人的收入是多少显然是不妥的,问“你从事什么工作？”或“你读什么专业？”就显得既亲切又可挖掘出更多有用信息。例如,你是学物理专业的,或你在做编程工作,那么你十有八九是农民的儿子；你是学英语专业的,或你是演员,那么你可能是个“官二代”或“富二代”,至少,你的父母过得很不错。